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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战中的华工中文版出版:聚焦小人物命运,揭示被忽视的历史

    图为英军在法国设立的中国劳改营。

    图为载着中国工人前往欧洲的专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短缺,英法两国从中国招募了14万华工。这些人大多数是普通农民和工人。他们越过太平洋,越过加拿大,最后经大西洋到达欧洲战场。中国劳工在欧战中的作用并没有被后人重视。被忽视的不仅仅是华工,还有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述了战争中这群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随后对中国的影响。该书此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工人》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即将出版。

    14万华工是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工人参战也是当时中国政府未能出兵参战的另一种方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于1914年8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迪安表达中国出兵参战的愿望,但建议没有被采纳。 1915年,中国政府再次提出援助英法抗德战争的劳动力替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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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几名中国工人推着手推车运送物资。

    中国工人参战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被欧洲国家刻意掩盖。当时的英国媒体并没有关注到数万名中国工人的存在。相反,他们受到政府的打压并避免举报,因为他们担心工会组织抗议。相反,这些中国工人被妖魔化,成为犯罪的代名词。为了保持最初的中立态度,中方不得不低调处理华工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中国工人基本都是文盲,他们不知道如何记录。

    由于中国劳动史被遗忘和歪曲,徐国奇从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档案机构收集资料,以寻找历史资料。在《一战中的华工》中,他利用大量信件、日记、基督教青年会报告以及各国档案,重构了华工和一战的复杂历史记忆,对“大历史”进行了反思。通过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工人群体的历史活动,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在《一战中的中国工人》一书中,中国工人勤劳、聪明,是挖战壕、修铁路的能手,甚至战斗在前线,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是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民间参战代表为中国参战、参加巴黎和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戴着瑞士手表、墨镜、绅士帽,在西线血腥的战场上有法国女友。

    在《一战中的华工》中,徐国奇通过华工的视角重新思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思考了14万华工对同盟国的贡献,以及华工如何引发中国精英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此,作者在书中重点探讨了中国工人与中国国家认同的关系、中国工人与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关系。尽管绝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文盲和农民,对世界一无所知,但在徐国奇看来,这些人实际上参与了中国追求新的国家认同的过程。这些人创造了“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中国的民族意识。

    徐国奇在《一战中的中国工人》中详细探讨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精英与中国工人的接触如何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在笔者看来,中国工人参与战争的意义在于,他们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寻找新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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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15日,法国举行仪式,纪念在一战中牺牲的华工。战后,有3000多名华工留在法国。位于法国索姆河畔诺瓦耶尔的诺莱华工公墓,埋葬着884名在一战中牺牲的华工。

    【文章选编】摘自《一战中的华工》第十章:文明的交融

    徐国琪/文

    在法国,华工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而且,这些普通人亲眼目睹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亲自参与了这场历史性的战争。确实,正如基督教青年会的报告所说:“将东方人带入西方文明是这场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中国工人发现欧洲并不是天堂。但一片废墟。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当然”,在这些中国“非官方代表”眼中,“白人本应被剥去的虚荣心和基督教文明的光环,他们站在了昏暗的灯光下”。 ,没什么可吹嘘的。”

    中国工人基于自身经历对西方的认知影响了中国人民现代民族认同的逐步建立。而一些西方人也非常关心西方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凯瑟琳·B·温特 (Kathlene B. Winter) 在 1919 年写道,中国工人“给中国带来了多少智力、道德和精神财富,取决于我们西方人委托他们收回什么”。她预言,当他们“经历了战争中的社会大学,他们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推动中国这个最年轻的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经验丰富的西方问题专家哈利·F·麦克奈尔(Harley F. MacNair)说。中国。一旦中国工人返回中国,“他们带回的欧洲报道,无论准确与否,都不会提升欧洲和欧洲文明的声誉。这是一个熟悉导致蔑视的老例子。因为西方是分裂的,不统一,会让这种蔑视感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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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这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战争,给人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一名中国工人告诉哈佛大学毕业的基督教青年会主任彼得,“当我回到中国时,我担心每当看到外国人,我就会想起法国的腐烂尸体的气味。这里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每天我睁开眼睛都会看到新的恐怖。即使战后,情况也没有好转。日复一日,我们工作的地区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地面因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里都被毁坏了。任何东西都无法生长。”目睹了战争期间法国发生的一切,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没有人比日夜使用蒸汽和火的外国人更懂得如何摧毁生命和财富。陆地、海洋、天空甚至海底都在遭受破坏和破坏。”这位中国工人对西方试图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非常悲观。他问道:“当西方人说出这样的美丽话语时,自由、正义、民主、自决、永久和平,它们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现在你们所谓的光荣战争已经结束了,人们的心中真的有平安吗?你们外国人对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满意吗?当我回到家乡时,我该如何向热切等待我的乡亲们表达我的谢意呢?告诉我我看到的一切?”事实上,归国工人普遍对西方持负面看法,尤其是那些管理中国工人团的军官。为什么他们在下达命令时从来没有解释清楚?这些军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中国工人为什么要服从这些人呢?中国工人的战争经历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战争就是地狱”的道理。所以可以想象的是,“战争就是地狱”。在他们眼中,战争与西方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说国家认同是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而产生的,那么这些中国人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以及人们在这些国家的工作和生活。他们显然感同身受这些国家人民的危机感,并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中国工人回到中国后,他们的知识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无论他们回到农村还是更大的人口集中中心,他们都会以新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人和环境。而当不愉快的经历逐渐被遗忘时,西方世界巨大的轮船、港口、铁路和发达的高速公路将长期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法国、英国和(后来的)美国人在欧洲雇用这些中国工人时,实际上给了中国工人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将自己的文明与西方进行比较的机会。用彼得的话说,西方正在向这些工人制造“14万枚道德炸弹”,瞄准的是他们注定要返回的中国,在那里他们将把西方世界的美德和美德的观念预先灌输给邻国。优势爆发。这些中国工人带回中国的思想将对中国人民在未来世界问题上的立场产生重大影响。巴黎(和平会议)并没有就所有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做出最终决定。未来最大的担忧可能仍然是了解中国人民对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态度。”

    无论愿意与否,归国工人都会因为他们的经历和所见而成为西方文明的诠释者。正如彼得指出的:“在法国,只有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才有用(即只能出卖劳动力)。但回到中国,他们可以用脖子以上的部分做什么(大脑/知识)并不是西方世界无限担心的。”对于彼得和许多其他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深感不安,比如“西方文明最终只是物质文明吗?东方文明道德吗?最终高于西方?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物质文明,是否会损害我们的利益?”或者说,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的道德文明赢得地位,就能安心地享受我们的文明,就必须武装起来,用西方国家拥有的武器来对抗西方?”彼得警告说,西方社会必须密切关注中国工人回国后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

    当一些西方人担心西方社会对中国工人的负面影响时,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精英却在为这些中国工人的觉醒而欢呼。化工将在建立中国新的国家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都希望提前规划归国工人的安置,以便他们的新技能能够得到最好的利用。 1919年,叶公绰看望在法华工,并向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专门讨论华工回国后的安置问题。 1917年,为了保护华侨的利益,中国政府设立华侨局,直属总理管辖。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1919年8月18日,北京总统府责令华侨事务局详细讨论如何安置归国华工,制定统一的章程和计划。随后,侨务局提交了一份名为《回国人员安置规定》的方案。根据该计划,大多数回国的中国工人将被雇用从事灌溉设施和铁路建设工作。

    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工人的技能,章程要求每个中国工人提交一封来自其在法国主管的关于其技能的推荐信。回国的中国工人如果想在工厂工作,必须到当地劳动局登记。劳工局将把曾在造船厂、军工厂工作过的中国工人名单发送给海军和陆军部,以便为他们分配合适的职位。当中国工人返回中国时,政府还向他们每个人颁发相应的身份证和证明,以协助他们随后在中国就业。北京市政府还任命了当地劳务代理,以确保没有中国工人“流离失所、沦为土匪”。为确保他们回程安全,中国驻巴黎总领馆特安排精干人员护送他们回国。最适合这项工作的是那些刚刚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完成学业的中国学生。他们也即将回国,热心公益事业,愿意帮助工人。中国政府支付他们的旅费,并为每人提供600法郎的补贴。 1920年下半年,国务院成立了国际移民协会,隶属于侨务局。其职责是研究如何为海外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合作。类似的组织加强了联系。 1921年,郭泽芳、李俊代表中国出席了当年的国际移民会议。中国在首届会议上表现积极。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来了解中国工人回国后的经历;大部分相关资料在漫长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丢失了。所剩无几的信息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安定下来,成为地主或在城市找到体面的工作。许多人积极运用新获得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或者在现实中尝试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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